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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祸得福

生刑部侍郎

尽管曾国藩的升迁之路

让京城官场的很多人既羡慕又嫉妒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作为穷经官的现实

并且这一时期

曾国藩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从道光二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四五年开始

曾国藩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癣病

眼疾也开始露出端倪

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上越发窘迫

以致使他的曾祖母去世

都没有路费回去奔丧

而此时大清朝内忧外患

以是摇摇欲坠

日趋腐朽的政治现状

更是让他焦灼难安

他不愿与大多数同僚同流合污

让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也一点点丢掉了

好在这时还有恩师穆张阿的关照

以及道光皇帝的欣赏

不幸的是

道光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五零年

道光皇帝驾崩

年近二十岁的咸丰皇帝继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在广西起事

拉开了战火几乎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道光皇帝在位时

面对列强入侵

一位苟安应付

咸丰皇帝与之不同

他决一整顿大清朝的顽疾

将主张投降议和的穆章阿等人革职

重新启用主战派林则徐

命其以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之职

前往广西进行武力镇压

紧接着

在二月初八

咸丰皇帝大张旗鼓的向臣子们求援

要大臣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解据实陈述

谏言献策

这似乎让曾国藩看到了大清复兴的希望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于三月初二

他向咸丰皇帝上书应召

陈言舒对当下京城官封

痛加斥责

一下子把所以官员都给得罪了

曾国藩认为

经官办事

通病有二

日退缩日所谢

卖官办事通病有二

日敷衍日蛮寒

京城官员存有两个很大的毛病

一个是遇事就退缩

都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二是只注重小结

根本不关心大事

地方官员也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做事敷衍

能过得去就行

二是注重形式主义

只做表面功夫

咸丰皇帝看后

大家赞许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

臣用人三策

朕降加批览

慨妾明辨

切重情事

深堪加纳

紧接着

曾国藩举荐了他比较了解的五人

并得到重用

这年六月初四

曾国藩奉旨兼署工部左侍郎

九月十八

又奉旨兼署兵部左侍郎

至此

曾国藩以礼部侍郎本职

同时兼任工部左侍郎

兵部左侍郎

身兼三职

咸丰元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五一年的三月

曾国藩又接连上书

调陈日将事遗书

义态兵书等奏书

从政治

财政到军事

直言国家当前存在的种种弊端

希望皇帝对这些弊政加以改革

然而

曾国藩费尽心血写的奏书

却被咸丰皇帝扔进废纸楼里

再也没有下文

让他失望至极

面对清朝此时境遇

曾国藩觉得应该给皇帝敲响猛钟

经过深思熟虑后

曾国藩在这年四月二十六

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房留弊端书

奏书中直接指出了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说咸丰有琐碎之风

批评他苛求小节

疏于大计

二是说咸丰有闻士之风

批评他闻故是非

不求实际

三是说咸丰有骄金之气

批评他刚愎自用

骄傲自满

曾国藩唯恐这道奏书会像以前一样石沉大海

于是他在第二日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把这道奏书从头至尾背了出来

由于曾国藩是湖南人

普通话不好

于是他在背诵时

声音又大

语速又慢

生怕小皇帝听不懂

曾国藩素来以谨慎约束自己

这样一道奏书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他不可能没有想过

无异于虎口拔牙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书

曾皇帝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

使皇帝幡然猛醒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

然而

他的这个做法不但没有产生一点好的效果

相反却因此惹恼了皇帝

得罪了同僚

咸丰皇帝顿时大怒

一把将曾国藩的奏折扔到地上

命令军机大臣把曾国藩抓起来

致他犯盐之罪

在几位重臣的求情下

曾国藩才未受到处罚

虽然曾国藩因为这次冒死犯言执谏

差点丢了性面

但事情传出后

他在京师

尤其是在乡里

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这次风波之后

曾国藩依然就国事上书

但都是就事论事

再也没有贩言之谏了

进承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

是曾国藩范言执谏的第一次对的对的也是最后一次

这年五月

咸丰皇帝下令表彰曾国藩敢于说真话的举动

并任命他为刑部左侍郎

第二年正月

又兼署吏部左侍郎

至此

朝廷六部

除了管钱粮的户部外

其他五部都有了曾国藩的实权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