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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三天前刚对他讲的异日之祸
必先根本颠覆
而后方舟无主
人字为政
这一段话和前面提到的剖分之相
盖以烂商等语
意思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将来清朝必定会因为中央集权的削弱
地方势力割据而亡
而这种体制的改变和风气的形成
正是由曾国藩一手造成的
但是对于这样明快的语言和尖锐的批评
曾国藩听后竟无动于衷
仍然津津乐道于自己成功的原因
随之又扯到了其他问题上
而对于自己一手造成的军政制度的弊病
仅是提到离津一项
其他则不甚了了
曾国藩并非不熟悉唐末五代的历史
他所以没有王恺运
赵列文那种警惧之感和对国家未来前途的忧虑之心
大概不仅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而恐怕主要还是智利为偏见与私心所蒙蔽
使其无法认识由自己一手造成的严重历史恶果
事实上
督府专政的情形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曾国藩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出了这一问题
同治三年
他在与沈葆臻争江西离金的时候
曾在奏折中说
钱代之治
一周岁入之款
至转运时
主之将吏不得专善
我朝之治
一省遂入之款
报名听候不拨
将吏不得专擅
自军兴以来
各省丁草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
于是户部之权日轻
将臣之权日重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曾国藩不仅不思予以纠正
反而将他作为同沈葆臻争权夺利的根据
他在奏折中说
将臣既得专管吏权
则督与府视同一律
不得又有轻重主客之分
臣常细事会典事吏大体
吏事应由辅臣主政
兵事应由都臣主政
就江西想象论治
丁
曹应归沈葆贞主政
以其与利士相辅
利也
黎
金应归臣主政
以其与兵士相辅
利也
又说
黎金之起
始于咸丰三年
雷以真畅办于扬州
专为发逆兵士而设
出非国家经制之款
臣天都两江
又挽兵俘
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
臣皆得奏明题用
即丁 曹
阳税三者一一分提即用
亦不为过
何况离金奏定之款
尤为愤内应酬之享
不得募为斜饷
更不得称为隔省待谋
如江西以臣为待谋之客
则何处是臣应酬享之地
其实曾国藩说来说去
他跟户部据理力争的所谓礼
就是将臣既得专管吏权
而按照以前一省税入之款报名听候不拨
将吏不得专善的制度
他是不能违抗户部指令的
可见曾国藩欢迎新制度
不乐意恢复旧规定
无论如何也不想把自己既得的权利吐出来以恢复旧体制
这就不能不说是出于私心了
到了同治六年
曾国藩与赵列文讲上面那篇谈话的时候
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湘军将帅的军阀性质暴露的更加明显
当曾国藩向赵列文表示无尚有规制时
赵列文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师进退大计
所观非浅
师万事不理
卧而振之
由胜寻常万倍
言师之才德皆尽于余
恣孤弗言
相怀诸君之各有门户
师所知也
杨厚安同水师
名动江表
一改陆师而号令不行
千地浮良
其效尚如此
况百万之众
贵则谋士负责讨矣
皆一人所提携
县虽散处其中
豪强桀盖之士
不可楼止而属
一旦取而代之
其可得乎
三年冬
师奉命离任
督剿顽楚
执普下
而人间已有恶腕不平
愤愤欲齐者
况师谢世而去
意议新都
自敬以下
不予投监
是大乱之道也
两楚三江
芙蓉数千里
所担一人耳
师今日去任
明日必呼啸而起
使至时而欲毁
上父 君父
下父离数
不宜晚乎
师相奏言
谢氏不敢忘归田里
欲统万人
任一路师士司
师为统将
孰当御之
且天下虽大
何处可容师迹
曾国藩听后立即表示
足下言妾如此
能无动心
可见赵列文讲的话是符合实情的
曾国藩改革军制
创办湘军
固然暂时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
但也同时挖去了清王朝中央政权的军事基础
使军权和政治实权由满族皇室为首的贵族手中转移到了汉族督府的手中
从而导致军阀制度的产生和清朝的灭亡
国家亦由统一走向了分裂
军阀割据和连年的战争
一方面给民族带来灾难
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另一方面一使统治阶级受到削弱
给人民革命的兴起创造了时机
这就是说
军阀制度的产生
并不是反动阶级力量强大的表现
而是其统治力量大为削弱的必然结果和走向末日的先兆
对曾国藩来说
改革军事体制本来就是无可奈何之计
最终走向其愿望的反面
也是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他看不出这一点
固然是个悲剧
即使他看到这一点
甚至在为改变这一后果上做一番努力
至多也不过改变一下后世对他个人的评价
与历史的发展大约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曾国藩死后
这种兵为将友
督抚专政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后来有人描述南京的情况说
金陵光复后
战兵虽遣财
留防湘军长数万
江都一缺
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
盖非如此
不足安其心
且恐有他变
杨金龙提督江南十余年
虽跋扈而朝廷不敢动
亦此故也
光绪甲午
庚子监刘坤一都两江
前后待十载
竟若一日功不死
无复有可以待之者
金陵遂演为乡人汤木异矣
起初
清政府想控制湖广总督一席
占据上游
以对湘淮军阀起点制约作用
怎奈曾国藩集团不能容忍
同治五年
曾国权拒书弹劾官文
决心把他挤走
清政府只好让步
调走了官文
将胡都一阙让给曾国藩集团
即至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
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
山东巡抚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
宣布东南互保
保持中立
虽然时间短暂
事前事后也得到那拉氏的首肯
但毕竟非同寻常
他说明湘淮军阀业已羽翼丰满
足可与清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与曾国藩在世的时候相比
地方势力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面对这种地方督府跋扈日甚
中央集权日益削弱的情形
清政府无可奈何
只好将他们的头子调任直隶总督
以解决内轻外重的问题
这样
直隶总督也就成为湘淮军阀的专席
同治七年
清政府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
后因办理天津教案名声太臭
只好将他再调回两江总督
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
李鸿章死后
清政府又遵照他的遗嘱
任命新军头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
北洋大臣由于作为清朝武力支柱的新军只听他一人指挥
北洋六镇统治和陆军部要员接齐旧部
清朝的军政实权就渐渐落到袁世凯的手里
那拉氏死后
摄政王载沣为改变这种情况
曾将袁世凯开阙
令其回河南养病
宣统三年
也就是一九一一年
辛亥革命爆发
奉命前往武昌镇压这次起义的北洋军不听指挥
清政府只得答应袁世凯的一切条件
请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
清朝中央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便由满洲贵族手中转到了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军阀政客的手中
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没有把袁世凯当成革命的主要敌人
更没有把消灭北洋军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遂使得这支反动武装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成为袁世凯日后推翻共和国
复辟帝制及其继承人搞假共和真专制的武力基础
因而
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
结束了君主政体
但却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
造成了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这场革命除结束了君主政体
建立共和体制这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外
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把国家的军政实权由满洲贵族手中完全转到汉族军阀政客的手中
而追根溯源
这一过程是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的
直到这个时候才最后完成
故有人说
湘军演变而为淮军
淮军演变而为北洋军
湘军崛起为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
带至北洋军
即与革命军合力推翻清朝
一分三阶段演
而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盛更进而认为辛亥革命与曾文政亦有密切关系
并与人详论之
这固然反映了中国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对近代史主要发展线索的看法
但也从反面证明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政权更迭中的关键作用
新旧军阀都是尊奉他为开山鼻祖
在考察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时
这个问题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