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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总督任内
为广加严访
以改当地士风
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是直隶世子一文广为散布外
还将人才略分三科
令州县举报
送省其家者
以时接见
殷勤奖幼
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
总是殷勤询问其弟
其军
其部是否有人才
一旦发现
几千方百计掉到自己身边
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
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
他还由此总结出一套求财的原则和切实可行的办法
求财之道
须如白龟之至生应损之积物
不得不休
如夫之有母
置之有媒
以类相求
以气相引
数积得一
而可及其余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
曾国藩立刻用人
为亲之弊
其踏荣者
虽至亲密友
不宜久留
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同时
自强自立
克刻自涕
不敢勿卑贱之言
不敢怀偷安之念
不敢忌贤度能
不敢排斥异己庶姬
借此危城
少捕鱼捉
从其一生的实践看
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的周围
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
幕府之盛
自古罕见
求才之城
罕有其皮
事实证明
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
他认为
行政之要
守在立法与用人两端
而他生当封建社会末期
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
维护旧制度
基本上无立法之责
而其事业之成败
立论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
故称无辈
所甚之又甚者
只在用人二字上
此外竟无着力之处
为用人得疑
不至因用人不当而愤世
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
据说
没有赴军营投效者
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
以安其心
然后亲自接见
一一观察
有胆气血性者
令其带兵打仗
胆小谨慎者
令其筹办粮饷
文学悠长者
办理文案
讲习性礼者
采访中义
学问渊博者
教刊书籍
在墓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
感到了解较深
确有把握的时候
再根据具体情况
保以官职
委以重任
在取材标准上
曾国藩因受理学的影响
虽口称德才不可偏重
但在实际上则往往偏重于德
他认为
德为本
才为用
二者关系不可倒置
辟之于水
德在润下
财集其在物
灌田之用
辟之于木
德在曲直
财及其舟
集栋梁之用
又说
德若水之源
财及彼波兰
得若木之根
才及其枝叶
从这一观念出发
它根据各自得才的长短
将人区别为近于愚人者与近于小人者
官气较多者与香气较多者
高明者与卑琐者
从而决定自己的取舍与对策
他说
德而无才以辅之
则尽于愚人
才而无德以主之
则尽于小人
二者既不可兼
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
勿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自修之方
观人之术
皆以此为恒可矣
他又说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一种官气较多
一种相气较多
官气多者
好讲资格
好问样子
办事无惊世骇俗之相
语言无此防彼艾之弊
其师也奄奄无生气
凡遇一事
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
凭文书写出
不能身到心到
口到眼到
犹不能苦下身段去世上体察一番
香气多者
好逞才能
好出心样
行事则知己不知人
语言则顾前不顾后
其师也一事未成
物亦先腾
他认为
两者之师
绝就为君
人非大贤
亦难断出此两师之外
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
故且借官气
而孤用香气之人
必取遇事体察
身到心到
口到眼到者
赵管汉好用新晋少年
刘晏好用
世人理财
妾愿失之
还说高明者好固体面
耻居仁厚
讲之以忠
则免而为中
许之以廉
则免而为廉
卑所者本无远志
淡忌恣诛
欲之以严则生淡
防之稍宽则日嗣
他认为
对这两种人
应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
对前者以奖励为主
薪水稍优
夸许稍过
既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
对于后者
则以惩戒为主
严加管束
拜得循循于规矩之中
总之
曾国藩喜用新人
喜用士人
喜用香气之人
喜用有德或好德上进之人
究其原因
只有一条
那就是在他心目中
德彼才远为重要
他的这种思想在有的场合表达的更为明确
取人之事
以有操守而无官器
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这里所言四条
除多条理一条属财的方面外
其余都是对德的要求
只是对于所列三条
曾国藩亦并未平均看待
而是分别轻重
不同对待
他认为
多大言尚属个人修养问题
经教育引导
有的人可以改变
而官器太重
则无可救药
他在给李元渡的信中说
今大难之起
无一兵足攻
一哥之用时以官气太重
心窍太多
离谱散纯
真意荡然
故湘军之兴
凡官气重
心窍多者
所在必斥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又说
文士指自命过高
立论过亢
积成通病
然天分高者
亦可引之一变而治道如罗山
蒲山 西安
皆极高亢
后乃建归平时既于昔年一时之高亢
近日稍就平时
他还说
大抵天下无完全无见之人才
亦无完全无戏之交情
大者得政
而小者包荒思可尔
这说明曾国藩用人并不求全责备
因为那样做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正像他自己总结的那样
恒人者但求一常可取
不可因威胁而弃用有用之才
苟于杳杳者过于苛求
则拥勇者反得性权
曾国藩爱财如辟
用人亦极有经验
但仍感用人之不易
同治三年春
他在一封家书中曾颇有感慨的说
唯用人极难
听言易
书不易
权赖见多识广
熟思审处
方寸中有一定权衡
这里所说的一定权衡
就是将上述用人标准牢记在心
坚定不移
大概这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经验
不过由于他用人偏重于德
总不免有遗漏人才之事
故左宗棠用人反其道而行之
专用曾国藩一弃的人才而成就大功
遂致函讥讽其喜宗和而上庸才
对于这种批评
曾国藩虽然当时不肯认账
但到了老年
也渐渐感到自己用人的弊病
同治十年
他在一篇读书笔记中称
虽有良药
狗不适于病
不歹下贫
虽有闲才
狗不适于用
不歹庸流
当战争之士
苟无益胜负之术
虽胜德亦无所用之于生平好用忠食者
留今老矣
使之药之多
不当于病也
不过这毕竟是次要的
总的来看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与用人政策是得当的
否则他不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一生与他争长论短的左宗棠也不会在他去世之后
抒赠谋国之中
知人之名
自愧不如袁辅的挽联
以为盖棺之论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他认为
山不能为大将
别生其木
天亦不能为贤主
更出一人
人才的取得全靠自己收集与培养
故他将求才之道总结为广收慎用
勤教严绳四条与访察
教化
督则三条
内容大同小异
都是把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
曾国藩虽靠科举考试登上仕途
但他深惜这种制度的弊病
认为他误人子弟
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他在给曾国华的一封家信中说
六弟今年入叛顾家
万一不入
则当尽弃乾攻
一致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
年过二十
不为少矣
若在斧强磨壁
亦易于考卷解答小题之中
将来识过而业仍不惊
必有悔恨于失迹者
不可不早图也
于当时实践不到此
幸而早得科明
未受其害
项使至今未尝入叛
则数十年从事于调度央代之间
仍然一无所得
岂不免言也哉
此中物人
终身多矣
就是说
在这种制度下
青年世子终日为应考做准备
虚耗时间精力
而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年复一年
代复一代
误人青春
误人子弟
却培养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
当曾国藩用人之际
深感无现成人才可用
不得不亲自动手进行培养训练
于是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
一是治事
一是育人
使幕府不仅是治士之所
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
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长官
也是业师
幕僚们则既是工作人员
又是生童
曾国藩在给亲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
此间尚无军中讥席
略似熟师
约束其共纳于鬼贩儿
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
局中各园譬如弟子
阁下即藩思譬如熟师
貌之以学
教之以身
借之以言
试之以文
考之以士
幼业如父兄
董督如严师术者
缺一不可
乃不虚设此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