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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渡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
数年间患难与共
情欲佳人
至有六不能忘之说
不想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和李元渡
冷热之间
悬弱萧攘
究其原因
则主要是由私人情谊而起
曾国藩明知李元渡并非领兵之才
而令其带兵屡经败溃而负委重任
皆是由私人请义
太后盼其立功
太妾即所谓心欲爱之
实其害之
故李元渡失守徽州
曾国藩也是有责任的
他第一次参奏李元渡
也只是气愤其故为将令
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
并无私恨
不料李元渡转身投靠了浙江巡抚王有龄
并很快的开赴一切处分
连升两级
实受浙江暗查使
这使曾国藩感受到受辱太甚
激怒于心
遂借杭州失县一事
再次参和李元渡
结果将其革职
曾国藩在与友人谈及同李元渡的关系时
曾饮春秋时豫让故事
称其以忠行待鄙人
以治伯代浙帅
说明这次参和全是出于私恨
究其缘由
则不外改换门庭四个字
由此不难看出
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
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
其维系纽带全在私人情谊
私议对他们双方来说
都是神圣的
高于一切的
任何一方如有违背
这种关系就会解除
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都相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国藩经常通过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
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
尤为如此
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会主动的向曾国藩投递调陈
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以攻其采责
幕僚们的这些意见
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比较来说
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
更深远一些
多年来
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
视若子弟
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素学之外
一般幕僚也对曾国藩尊之为师
极为崇拜
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
从道德修养
为人处事
到学术观点
文学理论
以致政治军事
经济外交等方面
无不程度不同的受到曾国藩的影响
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
朝夕相处
耳濡目染
日积月累
潜移默化
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其熏陶
增长了见识和才干
正如薛福成所说的那样
他们虽只专司文士
然独克揽其权
辟之倒水
幕府则众流之会也
涕之力强
幕府则播种之曲也
故其得才由胜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
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
而所治山川地理之行胜溃蕴之难易
军情之离合
寇行之盛衰
变幻与凡大帅所错失
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
久及其错之欲如故不止
取怀而愚
故造就人才
莫诉于此
至于那些才思敏捷
善解人意者
如李鸿章
就更是心领神会
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
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
是尽人皆知的
对他寄望之后
花费心血之大
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可以说
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
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
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过
不仅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切
及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以权
仗曾国藩一言指士之力
曾国藩幕府除治世育人之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
那就是出谋划策
充当智囊团
曾国藩自接奉帮办湖南团练的停止之日起
没有决夷南下之事
往往向自己的部下与木友征求意见
除个别交谈与书信往来之外
有时还邀集幕僚们会商
令其各抒己见进行讨论
或令其呈递书面意见
一一的加以批阅
从中吸收一些高明的建议与看法
最后形成自己的决策
有时候
木友也主动通过口调或调陈的形式
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供曾国藩采责
这些意见或建议
有的被曾国藩采纳
有的未被采纳
但从中受到了启迪
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了一些相应对策
在其从军从政的近二十年中
这种事例也非常多
咸丰三年秋冬
曾国藩在湖南衡州与郭松涛等人商定营制
立水陆各十营
使湘军初具规模
但对其是否适于实战
仍心中无数
于是郭松涛向曾国藩建议
黄南颇干济财
且利势多
宜招与商议
曾国藩接受了这个建议
将黄冕专函邀至衡州
同自己一起越市水陆各营
并称
陆营粗有把握
水营不能逆迹也
黄冕则说
以谋观之
陆营不如水师之可
适省城设立各营
规模略同魏族制胜
水师则独开一面
夺贼船必不能及
可以任战
唯长江港岔分歧失船持重不能转侧
江南水师有所谓三板者
每营必得十余号
以资苏寻港岔
于是曾国藩又接受黄冕的这一建议
急造三百百余支
分配各营
建成国内第一流的炮船船队
使湘军水师成为水上劲旅
咸丰四年春
曾国藩东征开始
出师不利
自越州败退长沙
太平军长驱直入
很快占领了靖港
宁湘
湘潭等处
对省会长沙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形势岌岌可危
官身上下一片惊慌
都把摆脱困境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刚刚编练而成的湘军身上
这样
湘军的成败立盾就变得至关重要
而决策的正确与否
也就成为能否转危为安的关键
为了使这次决策万无一失
曾国藩在召集各营营官进行讨论的同时
还在官署设置意见箱
请幕僚为其出谋划策
投递书面意见
王恺运在题为潼关行记张寿林提感旧徒的一首诗中说道
庐黄军魄如履当
道州一夜满洞庭
府标大将吕楼走
徐公绕市止不停
省兵无人无守御
举赋增加一瓦柱
空船坐木木
棺房直属当风巡死处
军谋兵机不暇讲
倒屯相谈下靖岗
两头张手探抚余迟日
滔河得枯蚌
流郭仓皇各顾家
左生狂笑骂诸焉
彭臣李生起愿死
四周秘密张往具
此时相统求上计
陈某李断相扶气
彭公建策攻下游
倒奸秦王再垦樊
这里的陈
李
彭分别指当时正在曾国藩墓中充当木友的陈世杰
李元渡
彭嘉煜
他们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参与了这一决策讨论
而且意见并不一致
陈世杰
李元渡主张进攻湘谈
彭加峪主张进攻靖港
起初
曾国藩是接受陈世杰
李元渡等人的意见
决定派主力进攻湘潭
其余兵力固守老营
后来受不了别人的怂恿
日中定计夜中变
按照彭家峪的主张
率兵进攻靖港
结果湘潭之战取得大捷
而进攻靖港之师则全军溃败
同治二年秋
曾国藩乘共进晚餐之机
就如何扩建和改进机器制造厂的问题向众木友征询意见
自美归国的荣闳参加了这一讨论
并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做了如下的记载
某西诸有邀余晚餐
实际即以此机器厂问题为谈论之姿
在座诸君各有所发表
既乃寻余之意见
于是
容闳对曾国藩说
中国今日预建机器厂
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
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
所谓立普通基础者
无它
即由磁厂以造出种种分厂
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
简言之
即磁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例如今有一厂
厂中有各市之车床
锥错等物
由此车床追错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
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
农具
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
曾国藩接受了这一建议
并于世年十月委派容闳携带巨款赴美购买制气之器
同治四年
机器运抵上海
并入江南制造局
使之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综合性军工大厂
同年
赵列文又就察言一事致函曾国藩
使其深受启发
事隔多年仍赞叹不已
同治六年
曾国藩对赵列文说
自南宋以来
天下为士夫劫持
凡一世兴座
不论轻重
不揣本末
掀起力争禅案之君为其所夺
遂至五色无主
宋
明之王皆以此
又说
无甚佩足下
同治二年与无疏
其第一条言审查听言之道
彼时举国若狂
皆以开颜路为极
而足下已经逐渐及此
直至今日
究竟不能出足下之范围
同治四年
曾国藩脚捻出发之前
曾问赵列文
刘汉卿
北上何策
赵列文
刘汉卿对以北方团练遍地皆是
辅之则为无用
以二则为无仇
要在不可为其性
且撵贼流窜无定
与越贼大义
团练之法即是兼毙清野之法
尤不可废
曾国藩据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