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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新高潮的兴起与偏颇
四
需要指出的是
在当时国内两大阶级阵营激烈交锋的历史条件下
实行推倒平分土地的原则
以及在农村开展旨在解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组织不纯
作风不纯
思想不纯的整党
一般的讲确实存在客观必然性
其愿望正确无误
其效用也十分明显
并且都是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的
但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执行过程中的脱离实际和不分区域
以及片面性
机械性
自发性和盲动性
究其根源
直接的表现是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不周全
严谨和偏差
实际体现出的是对解放战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情和前景估计不足
认识不清
第一
对发动土地革命的范围
区域和规模认识不足
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敌人统治间隙的十几块红色根据地开展土改不同
这时发动的土改是面向全国范围的
而不是小区域的
是铺天盖地全面蔓延
而不是被隔绝的若干地区的各自为政
是涉及上亿人口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而不是几百万人口的翻身暴动
是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宏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是着眼于被分割包围的若干红色政权的如何存在
因此
其生势规模之大
任务之艰巨
形势之严峻
面临问题之繁无多样
牵涉和影响面之广之深
都是不可比拟的
中央工委从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开始调查酝酿
到九月十三日制定出中国土地法大纲
单从时间上看
就是比较仓促的
第二
调查研究的对象
从区域看
主要是老解放区比较单一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
中共持有近一亿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老解放区
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
解放区成倍增长
人口已增加到一亿三千万
这些地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全线转入战略进攻后
被称为半老区
中央工委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途中调研的陕甘宁
晋绥和晋察冀等都属于老区
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东北
冀热辽 山东
晋冀鲁豫
晋察冀 晋绥
陕甘宁等解放区
其中除东北的代表外
也均是来自老区
因此
对于半老区和正在开辟的新区如何开展土改
缺乏第一手的调查研究
因此
用主要依据对老区调研得出的认识制定覆盖全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及其具体实施措施
势必产生片面性
第三
即使是对老区的调研
也存在不深入
不细致和想当然的问题
这主要是在对老区农村贫农和中农分别占全村人口比例的估计问题上
根据杨家沟会议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
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
认为老区的中农多
贫雇农少
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
如再进行土地评分
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
无独有偶
八日
任弼时致电刘少奇
对中央工委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中关于贫雇农工人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在老解放区一般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四
五十以上的估计提出异议
并举例
太行地区的统计
中农在抗战前即占人口百分之四
五十
又以晋绥
陕甘
宁的估计和部分统计
新旧中农合计也多在农村人口半数左右
十二日
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
指出
以往大家一直认为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可是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
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
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
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
他强调
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
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
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
甚至和他们对立起来
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
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
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
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
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
可以给贫固农以帮助
在将来
中农还可以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
因此
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
中央工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品查
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出现侵犯中农利益和在开展土改中片面依靠贫农团错误的主要原因
第四
中央工委的调研和决策受到康生等左倾言行的干扰和影响
一九四七年三月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东渡后
康生和陈伯达等留在晋绥解放区
他们无视那里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土改工作的现实
又别出心裁的提出划分划型地主富农的四条标准
即
依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
二看土地财产的历史根源
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
四看群众的态度
他们推行茶三代
挖地财
搬石头
贫困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一系列几左政策
使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出现严重的偏差
这期间
途经晋绥解放区的刘少奇一行于四月四日在临县白文镇听取了康生等关于郝家坡土改工作的经验介绍
随后
康生带着他的所谓晋绥经验
参加了七月十七日由中央工委主持
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他还是会议主席团五位常委之一
其他四位是刘少奇
朱德 董必武
彭真
并且因为这次会议是采取先充分讨论再制定文件的做法
客观上也使康生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他在会议上多次插话
还有人编辑了所谓康生语录
以作为发动群众的经验
这样
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就由晋绥到陕甘宁
晋察冀以致全国各解放区蔓延开来
并波及整党
基层政权建设
工商业政策和城市政策等多个方面
从社会历史根源看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出现这次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
而许多具体的政策偏差和组织行为上的错误
则和中央工委在一个阶段里的工作指导有关
并且有些主张得到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原则批准
因此
我们认为
这次左的错误的出现是自上而下的
带有全局性
但不是全国范围的
主要在老区和土改工作方面
波及面广
危害性也比较严重
